作者：明月南楼
第76章 首映（下）
宋野的手机屏幕暗下去，房间隐去了所有的光。
窗外的北京却渐渐醒了过来，高架桥上车流变得密集，车流声愈响。
而在七个小时之外，柏林电影宫外场外的工作人员撤离了围栏。
再过一夜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程树言进了电影宫侧门，穿过了一段不算长的走廊，他低头整理了一下袖口，难得紧张地扣不上，前面就是媒体厅了。
庄柏停下脚步，转过身看着他：“紧张了？”
程树言坦然承认道：“有点。”
庄柏安慰道：“你只要把你想说的原原本本扔给他们就行，剩下的你不用去管。其他该说的，我们都会帮你一起说。”
柏林电影节会在首映后的次日上午安排固定的官方新闻发布会。
他一进入媒体厅，长桌上整齐地码放着黑色的麦克风和同声传译耳机。
主持人公式化地介绍完片名和入围单元，环视了一圈台下：“现在开始提问。”
还没等程树言完全调整好坐姿，第一只手已经从左侧前排高高地举了起来。提问的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法国人，他环视着媒体厅，问道：“程导，我想从结尾开始。您的电影前两个小时建立了一个很强的叙事结构，观众会自然期待一个交代。但您最后留下的只有天空和一个站在画面边缘的女人。您为什么这样设计？”
程树言等翻译结束，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因为揭示结尾就太简单了。”
法国记者皱皱眉头，不予认可，继续问道：“很多导演会认为给出揭示是一种叙事责任。作为导演不揭露主题，是否会让电影变得难以理解？”
程树言说：“那个年代的人多少都知道一点矿难的事。矿井塌了，死了人，生活还要继续，在那个年代，矿难在当地本身不是新闻，我觉得纯粹地揭露会破坏电影本身。人物和导演不应该直接说主题，这些需要观众自己体会。”
厅里骤然安静了一下，只有几支笔尖同时落在纸上，发出急促的沙沙声。
紧接着，话筒递给第二个德国记者：“我注意到一个人物设定。母亲这个角色几乎完全不知道儿子做了什么，她似乎对于突然多出来的钱和出行不定的儿子，完全都没有任何觉察。在现实生活里，家人不可能对子女的行为没有感知，您为什么让母亲这个角色保持这种干净？”
于虹玉的视线微微动了一下。
程树言回答：“因为她忙着生活，她的确不知道儿子在工作时的细节。”
德国记者皱了皱眉：“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回避。”
程树言说：“是。她的悲剧不是无知，仅仅是出于最根本的信任，身为母亲，我们也需要承认她并非全知全能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她也是个受害者。她知道儿子变了，只是她相信时代给了她儿子一个机会。”
德国记者在本子上写了什么，点了点头。
随后，其他记者不给程树言喘息的机会，继续问道：“我注意到您的镜头几乎完全固定，大量场景持续三分钟以上，人物经常走出画面，留下空的空间。这种形式上的选择，是不是在刻意制造观众与人物之间的距离？”
程树言说：“因为空间比人物更长久。那口矿井也存在了几十年。人物只是暂时经过那里，我想在那个时间段内发生的事情。”
这名女性记者抬起头，程树言还没缓过来，韩国的记者摘下了同传耳机，他普通话说得很好，直接改用中文提问，这让场内的问答节奏陡然变快：“我想问李秀兰这个人物在电影里几乎没有戏剧性的转变，但整部电影的道德重量似乎都压在她身上。您怎么看这个人物？”
程树言看了一眼于虹玉。
于虹玉答：“她只是一个普通人。”
韩国记者笑了下：“普通人很少成为电影的中心。”
于虹玉又道：“为什么不可以？普通人也可以作为主角，很多导演都会这样处理。”
韩国记者又道：“那么我想回到那个最后的镜头，李秀兰站在矿区外，看着天空。我在现场看的时候，这个镜头持续了很久。我想问于虹玉女士，您当时站在那个镜头里，在想什么？”
于虹玉答：“我在想，她不知道接下来要走去哪里。”
记者等了一会儿，没等来别的答复：“就这个？”
于虹玉说：“我第一次读剧本的时候，也有点不安，我问程导，她为什么什么话都不说。程导没有给我答复，后来有一天我们去矿区看景，我记得那里有一条很长的溪流，旁边有几位老太太在洗衣服。她们一边洗，一边聊天。比如说谁家孩子要结婚了，煤气涨价了。然后有一个人忽然不说话了，继续低头洗衣服。我那时候突然意识到很多人的生活其实就是这样的，他们没有机会把情绪变成语言。”
韩国记者沉默了一会儿，转向程树言：“那个镜头里您想拍的是什么？”
程树言：“那个年代里一种生活的状态。”
厅里沉默了两秒。
从后排开始，掌声慢慢响起来。
程树言坐在那里，拿起面前的水，喝了一口，长长地喘了一口气。他像被掏空了，缓了好一阵。
庄柏在他旁边，低声说了一句话。
程树言抬头看了一眼新闻厅后排那排摄影机，红色的录制指示灯还亮着，他定定看了一会儿，直到那抹红色从他眼前消散。
一场硬仗才算是打完了。
晚上又是忙碌的录制和应酬，弄完这些，程树言推开房间门后，他连大衣都没脱，直接陷进了靠窗的沙发里。
桌子上放着几页新递过来的剧本，他连看一眼的力气都没有。
白天太吵了。
他用了一整天的时间，试图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解释《浴场》的意义。
他很高兴媒体看懂了那些留白，但把心血揉碎了展示给大众，实打实地耗干了他所有的精力。
按照以往，他会一个人躺在房间里，之前几次会期待媒体的报道，有几次会在疲惫中睡去。
他很少向其他人袒露在电影节时期的情绪和想法。
但是今天，当他意识到自己在想宋野的时候，他抬起头，看向楼下那盏孤零零的街灯，还是拿起了手机。
北京现在，应该是早上了。
电话响了两声。
程树言没等太久，宋野的声音从电话另一头传了过来：“现在柏林几点了？”
听着他的呼吸声，程树言答：“挺晚，凌晨了。”
宋野又笑：“那你怎么还没睡。”
过了一会儿，程树言轻声说：“结束以后有点睡不着。”
宋野在那头笑了一下：“今天的新闻发布会，还顺利吗？你是不是被问烦了？”
程树言愣了一下，随即低下头，无声地笑了笑：“那些记者一开始问得挺急的，个个都像是来挑刺的。不过后来有人鼓掌了，感觉有点奇怪，一屋子人突然一起站起来鼓掌，挺傻。”
宋野：“就这些人，一开始把你往死里问？”
程树言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显得随意：“他们提的问题在点上，我的观众都看懂了。可惜你没去柏林，本来还想坐你旁边的最后一排，也就可以一起看到他们的反应了。其实柏林挺适合你来的。”
柏林的节奏没有北京那么快，程树言想说，每个人在雪天的步子都是慢悠悠的。落雪的时候，红墙和白雪堆积在一起，连树上都是雪色。
电影节的氛围很浓郁，好像能内里生热。
可这句话说出来，除了徒增对方的烦恼，没有任何意义。
过了一会儿，宋野的声音重新打破了沉默，非常自然地把话题抛向了远方：“那你能和我说说，柏林是什么样的吗？”
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，程树言也沉默了，好像他们在一起听雪声。他听到电话另一头轻微的沙沙声，回答道：“柏林的二月份经常下雪，有几天是阴天，也会下雨。白天的时候街上很多人在雪天走路，电车从街道中间过去。他们的电车有压过雪花的声音。”
“我昨天晚上回酒店的时候路过一条小街。面包店橱窗前有一站小灯，地上的砖块年代挺久远的，在没落雪的地方，砖缝里渗着水，正好能照出月光。”程树言微微吸了一口气，语速更慢了。
“能想象得到。”宋野温声应着。
“这儿的灯是黄色的。”程树言看着街角，指腹轻轻摩挲着冰凉的窗台，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，他好像在给宋野描绘一幅画。
“从我房间里往下看，正好能看到整个街头，还有一个角落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在这里架个机位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宋野轻声问。
“然后。”程树言看着那束光，说出了那句一直没能说出口的念想，“我就在那个画面里，等一个从暗处走进来的人。”
电话那端，宋野握着手机，垂下眼，无声地笑了。
程树言的声音恢复了往日的平稳和关切：“你在北京还好吗？”
宋野把背靠在老旧沙发的垫子上，稍稍仰起头，看着北京灰蒙蒙的天花板，把那些沉甸甸的现实全咽了下去。
陪着挂水到半夜的疲惫，还有看着微博上那张柏林红毯照时，关于距离与落差的失重感，好像被那些话统统消弭。
他不能去柏林，这本来就是一种遗憾。
他本来以为程树言去电影节会挺风光的，结果他发现，导演依然要做那么多的事，半刻都不得闲。
“挺好的。”宋野笑了一下，声音清朗平稳，“我家里一切都安稳，你不用挂念。前几天，我看到你在红毯上的照片了。那身西装真的很压得住场，我看着那张照片就觉得你就是应该站在那儿。”
程树言打趣道：“那不是你陪我挑的？”
宋野：“等你回来，来得及的话，你还能来我这儿吃顿饭。”
程树言的声音也柔和下来：“行啊，等我回来，穿着那身衣服见你们。”
第77章 被世界看见
首映后的几天，电影节的节奏慢了下来。
《浴场》已经放映过两场，接下来的日程不再那么密集。
程树言每天按部就班地出门。
酒店大厅的咖啡座里总有人在等他。有欧洲发行公司的代表，有各大电影节的选片人，也有想挖深度的老牌杂志记者。一杯杯咖啡端上来又撤下去，很多新的问题又被翻来覆去地问。
“程导，影片有考虑北美市场的发行计划吗？”
“程导，如果在法国或德国做巡回点映，您觉得观众的接受度怎么样？”
“《浴场》这种叙事节奏，放在中国院线会不会面临排片难的困境？”
……
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进行，程树言的回答一贯是温和而平静的。他总是耐心地等对方把话问完，才给出平静的回应。
于虹玉跟着他跑了几场采访，有时是女主角的单人专访，她在长枪短炮前维持着那份沉静从容，但私下里，偶尔也会在转场的车上揉着眉心，半开玩笑地叹口气：“这几天说的话比拍戏那三个月说的都多。”
庄柏每天在电影市场和发行商之间来回穿梭，手里拿着文件夹和手机，时不时把程树言拉到一边：“刚才那家法国公司挺有兴趣的……德国那边想再看一场内部放映……你得和我一起去。”
在程树言赋予电影灵魂之后，庄柏则需要赋予电影走出去被看见的身体。
拍电影是导演的事，但电影除了作为文化产品，更是一件商品。
程树言的电影已经放完了，真正属于创作者的那段时间已经彻底过去。这些事情听起来特别现实，但他已经完全接受了。